最近,我多次讲一句话:世界工厂是中国国运的基石,是中国国运的命脉。
为什么这么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人口红利或劳动力红利释放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大致经历了三个生育高峰。 第一次婴儿潮为1950年至1957年,第二次婴儿潮为1962年至1973年,第三次婴儿潮为1981年至1990年。这三个生育高峰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20‰以上,其中,1963年出生率高达43.3720‰,当年出生人口为2919万人。
大量出生的人口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劳动年龄,并在90年代末达到顶峰。 如果为如此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生活网消息,他们将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创造主体; 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将成为巨大的社会负担。 幸运的是,大批人进入劳动年龄的过程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成为巨额劳动力红利。 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历史奇观。
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巨大的、无可比拟的生产能力。 这个产能不仅巨大,而且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补充消费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家电消费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过剩状态。 到1997年,国内95%的工业产品供大于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开工率不足30%。 大量企业关停搬迁,大量工人处于下岗状态或面临失业威胁。
于是,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 三化的本质是人为地创造需求。 你需要买一套你不需要自己买的房子。 当你上学花不了多少钱的时候,你就需要自己花钱。 其中一些内容当然是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但当时更直接的考虑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二是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 上述三化虽然增加了人们的消费支出,但并没有解决家电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艰难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直接意义就是将中国大量过剩产能转变为巨大的世界工厂。 由此,中国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即使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极其有限。
第三块是“一带一路”倡议。 无论“一带一路”是否还有其他考虑,从经济角度来看,解决产能过剩无疑是最重要的考虑之一。 我们只要想一想当时的流行语,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等等,就能明白这一点。
这三件事都与中国的世界工厂息息相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世界工厂这样重要的作用被削弱,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永远处于三驾马车之中,要知道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命运。 所以我前几天就说过,拉动内需的空间其实已经不大了。 从需求空间来看,真正的潜力只能是外部需求。 现在不是内需不足,而是外需不足。 这不是消费疲软,而是出口疲软。 保持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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