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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讣告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明星资讯和娱乐八卦之中。没有热搜、没有讨论、甚至没什么人知道。
但这是一则值得被关注的哀讯，这是真正的巨星陨落!
为了抑制中国的艾滋病她一生致力于感染性疾病的医疗、教学与科研。
她报告了中国境内第一例艾滋病，并在十年后，主持制定了艾滋病诊治的首个国家标准方案。
她将毕生所学用在治病救人上，80多岁还工作在一线。
她是患者眼中的“最美医生”、同事眼中的“拼命三娘”、学生眼中的严厉老师。
她的名字，值得我们记住——她是我国著名的感染病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教授王爱霞。7月1日，王爱霞因病逝世，享年91岁。
第一个病人
艾滋病三个字，在今天几乎人尽皆知，但在1985年，这个疾病刚刚被发现的第四年，国人甚至普通医务工作者对它的认识还几乎是空白。
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只存在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奇怪疾病，根本不会在中国出现。而1985年6月4日，一名阿根廷青年的来华之旅，打破了这份平静。
这名来华的外国游客34岁，在旅途中突然高烧、咳嗽，而后在北京入院。
患者的病情进展之快出人意料。住院当天下午，这位年轻患者的体温就上升到 38 度，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第二天，体温40度，口唇出现严重紫绀。
卡氏肺囊肿
尽管主管医生全力救治，夜间又将患者转入ICU 进行气管切开插管处理，但是都无力回天。
经过一夜抢救，患者最终死于呼吸衰竭。而这距离患者的入院还不到48小时。
当时王爱霞是呼吸科副主任，她并没有把这次病人死亡归因于普通的肺部感染。
患者发病急、病因蹊跷，这一切都让王爱霞觉得事情并不寻常。
在患者的病史中，王爱霞发现，病患15年前定居美国洛杉矶，分别在两年前、一年前患过卡氏肺囊虫病。
而在1981年6月5日，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报告，有5名年轻男性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很不常见肺部感染，即卡氏肺囊虫肺炎。
而第二年这几名患者被定义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中文音译为“艾滋病”，而卡氏肺囊虫肺炎正是艾滋病终末期的临床表现。
王爱霞高度怀疑全新的致命疾病——艾滋病，已经登陆中国。
但是仅仅是怀疑还远远不够，一定要进行专门的抗体检测。
当时已知艾滋病的致命性和传染性，谁来检测病人的抗体，谁又来采患者的血样？
王爱霞第一个挺身而出，她亲自跑到实验室，从患者留下的5mL的血液样本，分离出2.5mL血清标本。
而仅仅这2.5mL血清检测出HIV病毒抗体数值为59.3。而这个数值，只要大于5，即可诊断为艾滋病病毒感染。
最终，王爱霞的怀疑成为现实，患者最终确诊为艾滋病感染合并卡氏肺囊虫性肺炎。
王爱霞并不满足于此，对于首次登陆我国的艾滋病，她想追问更多，感染艾滋病后，会有什么样的病理改变，为什么会导致如此快速的呼吸衰竭死亡？
她预见，我国很快也会出现本土艾滋病患者，应该怎样预防和治疗，王爱霞强烈希望能争取到尸检机会，未雨绸缪，为后续我国了解和治疗艾滋病打下基础。
通过与阿根廷使馆不懈联系，王爱霞和医生们联系到了患者生前的伴侣，并征得了同意。
最终医生们在巨大的风险下，解剖获得中国第一个艾滋病患者的99张病理切片。
如今这些切片保存在医院切片库中，13 页之多的病理诊断报告虽然已经泛黄，但其中的字迹依然清晰。
而这些王爱霞功不可没。
艾滋村
不出王爱霞所料，这是艾滋病传给中国的第一个危险信号。同年国内又发现了4人感染HIV病毒。
艾滋病在当时已经明确，性接触是主要传播途径。而我国首例艾滋病之后的几年，未见由性接触传播引起HIV感染的报道。
在2001我国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非性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
很多人应该都记得，2011年，章子怡和郭富城主演了一部影片《最爱》。
讲的是一个小村庄的村民，突如其来遭受了一场致命恶疾。身染绝症的男女主角相依相爱。这段不被祝福的感情中，两人用生命证明了爱情的尊严。
其实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这个村子的原型就是文楼村——曾经震惊世界的“艾滋村”。
2001年，根据国家卫生部门公布，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成为了艾滋病重灾区，当时全县13个乡，其中8个乡的村民都不同程度感染了艾滋病。
最为严重的是文楼村，医务人员对文楼村的11位村民进行血液采样检测，结果让人大吃一惊：11个人中，竟然只有1人未感染艾滋病，其余10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2001年8月，王爱霞奔赴河南文楼村，她不顾安危，走访艾滋病多发地，采访艾滋病人。
经过调查，很快弄清楚了村民们感染艾滋病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谣传的作风问题，而是贫穷。因为生活无以为继使得很多村民走上卖血之路，而后不幸感染艾滋，随后村民在夫妻生活中相互感染，母亲通过分娩感染给刚出生的婴儿……
早在1995年，王爱霞就制定了艾滋病诊治的国家标准。
从第一个艾滋病专科护士、第一个艾滋病专科硕士开始，组建起中国第一个艾滋病研究团队。
在文楼村，她一边调研，一边诊治患者，还举办医务人员培训班，把已经制定了诊治流程一一传授给当地医护。
而她认为最重要的是，对村民进行艾滋病知识的普及和教育，让村民们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及如何避免。
她告诉村民，虽然不幸感染艾滋病，但是只要坚持吃药，生活还是会正常进行下去。
在国家的支持家，他们为艾滋病病人提供免费药物，免费治疗。艾滋病的科普也让大家消除了歧视和隔阂。
王爱霞在文楼村
在强大的医疗和知识的支撑下，村民们感觉自己不是被抛弃的人，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
也是2001年，她在协和医院感染内科成立艾滋病诊治中心。
开创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免疫重建及综合诊治的“中国方案”，使我国艾滋病病死率大幅下降——艾滋病病人年病死率低于1％，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独创的综合治疗“协和模式”，使病人服药依从性提升至99.2%，显著高于国际水平。
数十万感染者因为王爱霞的发现、研究，延长或挽回了宝贵的生命！
如今的文楼村已与普通村子没什么区别，大家都盖起了漂亮宽敞的大瓦房，几乎家家户户都开上了小车，日子平凡的流淌着。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二十年前那场充满着孤独、恐惧和绝望的噩梦，更也不应该忘记带着大家走出梦魇的王爱霞。
协和精神
人都道，协和医院有三宝。协和图书馆被誉为亚洲第一医学图书馆，藏有许多珍贵的外文原版书籍，供协和的医生们翻阅，此为第一宝。
协议医院强大的病历系统，则是第二个“宝贝”。
协和珍藏有400余万册病历，记录了各种疑难杂症，第一号门诊病案的病人叫郑长寿，就医日期为1921年7月1日。
孙中山、张学良、宋庆龄、宋美龄等名人的病案，都妥善地保存在协和的病历库中。
当然这里面也有王爱霞和她诊断的中国境内第一例艾滋病病人的病理切片。
协和三宝之三，则是那些知名的教授们和他们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
20世纪90年代，王爱霞将自己其他研究成果转让，筹集经费建立了我国医院内第一间P3（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简称P3实验室）实验室。
著名的308份SARS病人血清检测就在这个实验室里完成，检验科还利用该实验室分离出了三株SARS病毒株；她在国内最早从事院内感染细菌变迁的动向研究，率先提出要警惕输血引起的丙型肝炎交叉感染，有效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不仅如此，王爱霞在医学教育事业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一直承担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生教学工作，直到年近八旬才因身体原因退出。为北京协和医院乃至我国医疗界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
现任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的李太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考上了王爱霞的硕士研究生。
李太生回忆起恩师的教学风格，两字就是“严格”。这让很多学生又尊敬、又害怕。
但也正是她严厉的鞭策，李太生等学子打下了扎实的临床基本功，让他们在未来的医学实践里能够游刃有余。
她给学生上的第一课是“要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最重”。
文献与书本中知识固然重要，但是临床实践中积累更重要，“是医生就必须要到患者身边去”。
她在临床诊断方面，特别是不明原因发热诊断中所展示的高超技术，常令同道赞叹不已，被称为疑难病例的“活字典”。
上个世纪末，李太生留学法国归来，跟随王爱霞投身艾滋病的研究中。李太生一直跟随恩师的脚步，践行恩师的座右铭：“走到患者身边去，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还要重。”
功夫不负有心人，21世纪初，李太生领头的艾滋病研究团队硕果累累。
钟南山院士在唁函中写道：“爱霞教授是我的大师姐，多年来我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学贯中西，成就非凡，著述颇丰，桃李满天下，她的很多学生都活跃在国内外各个专业领域，并作出了不菲的业绩，我想这正是爱霞教授精湛专业技术和人格风范的延续。我特别感触的是，爱霞教授一生淡泊明志、与世无争，潜心学问、甘守寂寞，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这更是我们当代医学人需要传承的瑰宝。”
对于医学事业，王爱霞教授无限热爱、满怀热情、执着追求，她以拯救病人生命和为患者解除痛苦为己任，同事形容她“看见病人，就像战士听到了枪响”。
与其说她是白衣天使，不如说她是白衣战士。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她与趋利避害的本能逆行。
无所谓荣华富贵，无所谓功成名就，用血肉之躯保卫我们的健康。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巨匠陨落了，但她的精神永存！
点个「在看」，致敬生命守护者，王爱霞教授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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