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投资两个概念的关系

原标题：消费与投资两个概念的关系

中央的表述，在学术上是相当严谨的，就是消费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从社会再生产原理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出发点与最终的目的当然就是满足公众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所体现的需求——是落在目的和归宿上，当然它是基础。这个意义，从“出发点和归宿”上，就可以把它表述清楚了。而有效投资是关键，那就是说在能动作用方面，整个社会再生产一定要有一种产出，使有效供给能够适应需求而且引领需求，来源源不断地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出来，那么这个作用的源头一定是投资，而且这个投资，需要具有“有效性”。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没有有效投资，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就业，就不可能有社会成员可预期、可得到的收入，就没有支持社会上老百姓消费的源头之水，你要是一味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刺激消费，提振消费，加大消费，听起来很受欢迎，但是可持续性堪忧，到一定的情况下还会陷入“民粹主义基础上福利赶超”带来的恶果，比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一群国家那样，吃很大的苦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消费显然不行，必须有老百姓的就业、收入来形成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而这一定是要求从源头上处理好“投资的有效性”。

当下，在面对整个发展态势的现实考虑中，资源配置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市场决定”论，以及在中国追赶-赶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紧跟着的一句话——“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在目前阶段有特别的意义：实际上还是要承认有凯恩斯主义认识框架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经济低迷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增速还在一路走低，今年我国如果能够达到6%，和去年复合平均的增长速度也只有4.5%左右，还没有达到中央所说的“维护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而且这影响着以后“新的两步走”目标能不能如愿达到。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通盘考虑如何以关键性的有效投资满足基础性的消费需求，而承前启后。

那么对于有效投资在中国的关键意义，我认为在当下特别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当然观点上是见仁见智，各不一样。我注意到有些观点的倾向性是不太看重这方面，还有更极端的看法，有的学者说只要把消费刺激起来了，中国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并批评投资在政府来做，全是无效的，低效的，等等。政府确有低效、甚至失误的问题，但这方面还有一个“外部性”的问题：政府要做的这些投资，直观地看，微观视角的成本-效益分析往往是不合算，但全局来看却有它的合理性，比如前面我国做的青藏铁路，到现在，项目的财务表现怎么样？还远不可能收回投资，但从全局来说，事关所谓“正的外部性”的实现，即支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全局发展的后劲与可持续性，等等。这种综合绩效，是必须肯定的。当然相关的举债、投融资，就得有一个瞻前顾后，作出合理的衔接。

这样的正的外部性的追求，有效投资的有效性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必须统筹协调，瞻前顾后，必须有一个高水平的政府顶层的国土开发规划罩着所有的项目。这个方面我觉得需要说清楚：这不是否定总体而言的市场决定作用，是讲市场失灵而政府必须发挥的作用。微观主体、基层单位在一个“一盘棋”式的国土全域上投资形成不动产，以“试错法”，不能形成有效的通盘结构和有效投资的支撑，错了以后再要改，代价极高，甚至不可能改过来。政府这方面当然也会犯错误，比如北京城50年代初否定了“梁陈方案”，到现在人们只有痛惜，没有办法了，逼出了一个新的“两中心方案”——通州和雄安的建设。现在我们当然就得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这是第一层面切入后，要讲“满足消费”和“形成有效投资”的关系，并且从具体项目，要一直上升到通盘的国土开发的正的外部性，认识所有具体项目的直接效益与其“国民经济综合绩效”的考量。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紧跟着说，当下如果我们考虑更积极地做有效投资，政府主体应该发力参与或引导、鼓励的项目在哪里？很多人说已找不着，但我说俯拾皆是——这几年我一直在讲，最简单地说，中央反复强调的“新基建”，一定要搞，别无选择。数字经济平台公司必须完成整改，赶快让他们能够“另起一段”在创业创新之路上抖擞精神继续往前走；而新基建一定需配合着安排各种各样的老基建。中央关于新基建早有了一览表，七大重点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匹配的其他可以结合重点抓的项目。再比如说，凡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更不要说千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按照国际经验，一定要赶快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这个事情别无选择，发改委这一段儿还吹风严格控制这些地铁系统建设，这就有点儿倒行逆施了——看看北京的沉痛教训，地铁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现在后遗症非常严重，这么一个“首善之区”大都市，这方面有点儿现代化意味吗？老百姓买车摇号，要几千个之中取一个，这是国际笑话！我对比了纽约、东京、慕尼黑等等，说明为什么人家机动车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却完全不用像北京这样控制机动车的购买——基础设施支撑的有效供给，是最根本的“现代化”条件，一定要过这个关。

与这个轨道交通网相配的，一定是要有机动车的停车场停车位。北京市又是倒行逆施，本来就严重不足，还到处画“禁停”，连郊野公园旁边都画上了禁停，跟老百姓过不去，这是干什么呢？为增加罚款？有关部门有过估计，几年前就说全中国缺五千万个停车位，后来说不止五千万个——那么今后停车位还得配充电桩，还要搞立体停车场停车位，比如北京的平安大道两边只有立体化，没有别的出路了，就算一个停车位平均十万元投资，总体是多少投资？五万亿，与当年的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相比，现如今千头万绪里的这一件事，都要超出它的总规模，而它对于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和繁荣经济生活的影响，总体来说一定是正面的。当然建设起来，还得循序渐进，规划水平要高。

接着我再举几个例子，还有老百姓特别关心的老旧小区改造。这个事情八年十年做得完吗？这么多中国的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迫在眉睫要更积极地做。海绵城市建设，我们已面对非常明显的这方面的刺激因素，郑州说花了几百个亿，结果那场大雨水来了以后，出了全国震惊的不幸事件，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把这个 海绵城市建设建到位，哪能再出一次这样的事儿呢？这都是非常活生生、俯拾皆是的项目。地下综合管廊，我认为早就应该规定，所有的新区建设（现在还不断有新区），必须是标准图纸只能按照综合管廊设计建设，否则不许开工；老的城区没办法，慢慢地去改造升级。乡村振兴，是现在的国策，乡村振兴里的增长点，是不是要有不动产的形成、投资建设的项目？又是一个综合绩效考虑必须要做的重点。国土整治项目，是不是得做？（但有些又做反了。我这一段网上看到，有些地方以粮食安全为名把山上的林带毁了搞梯田种水稻，一场大雨下来，整个水土流失，干的什么糊涂事儿？这属于错误投资的折腾）。有效投资的有效性是关键。我们要做投资的生产要素，一样不缺：我们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基本技术力量，有基本管理力量，我们完全可以努力争取以一个好的国土开发规划罩着所有这些项目，八年、十年、二十年做下去，配合“新的两步走”。政府应牵头的，就是这种特别看重综合绩效、当然也要在每一个项目上尽力提高直接绩效、从而结合起来的通盘开发顶层规划。

第一，消费与投资两个概念的关系。中央的表述，在学术上是相当严谨的，就是消费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从社会再生产原理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出发点与最终的目的当然就是满足公众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所体现的需求——是落在目的和归宿上，当然它是基础。这个意义，从“出发点和归宿”上，就可以把它表述清楚了。而有效投资是关键，那就是说在能动作用方面，整个社会再生产一定要有一种产出，使有效供给能够适应需求而且引领需求，来源源不断地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出来，那么这个作用的源头一定是投资，而且这个投资，需要具有“有效性”。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没有有效投资，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就业，就不可能有社会成员可预期、可得到的收入，就没有支持社会上老百姓消费的源头之水，你要是一味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刺激消费，提振消费，加大消费，听起来很受欢迎，但是可持续性堪忧，到一定的情况下还会陷入“民粹主义基础上福利赶超”带来的恶果，比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一群国家那样，吃很大的苦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消费显然不行，必须有老百姓的就业、收入来形成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而这一定是要求从源头上处理好“投资的有效性”。

当下，在面对整个发展态势的现实考虑中，资源配置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市场决定”论，以及在中国追赶-赶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紧跟着的一句话——“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在目前阶段有特别的意义：实际上还是要承认有凯恩斯主义认识框架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经济低迷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增速还在一路走低，今年我国如果能够达到6%，和去年复合平均的增长速度也只有4.5%左右，还没有达到中央所说的“维护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而且这影响着以后“新的两步走”目标能不能如愿达到。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通盘考虑如何以关键性的有效投资满足基础性的消费需求，而承前启后。

那么对于有效投资在中国的关键意义，我认为在当下特别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当然观点上是见仁见智，各不一样。我注意到有些观点的倾向性是不太看重这方面，还有更极端的看法，有的学者说只要把消费刺激起来了，中国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并批评投资在政府来做，全是无效的，低效的，等等。政府确有低效、甚至失误的问题，但这方面还有一个“外部性”的问题：政府要做的这些投资，直观地看，微观视角的成本-效益分析往往是不合算，但全局来看却有它的合理性，比如前面我国做的青藏铁路，到现在，项目的财务表现怎么样？还远不可能收回投资，但从全局来说，事关所谓“正的外部性”的实现，即支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全局发展的后劲与可持续性，等等。这种综合绩效，是必须肯定的。当然相关的举债、投融资，就得有一个瞻前顾后，作出合理的衔接。

这样的正的外部性的追求，有效投资的有效性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必须统筹协调，瞻前顾后，必须有一个高水平的政府顶层的国土开发规划罩着所有的项目。这个方面我觉得需要说清楚：这不是否定总体而言的市场决定作用，是讲市场失灵而政府必须发挥的作用。微观主体、基层单位在一个“一盘棋”式的国土全域上投资形成不动产，以“试错法”，不能形成有效的通盘结构和有效投资的支撑，错了以后再要改，代价极高，甚至不可能改过来。政府这方面当然也会犯错误，比如北京城50年代初否定了“梁陈方案”，到现在人们只有痛惜，没有办法了，逼出了一个新的“两中心方案”——通州和雄安的建设。现在我们当然就得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这是第一层面切入后，要讲“满足消费”和“形成有效投资”的关系，并且从具体项目，要一直上升到通盘的国土开发的正的外部性，认识所有具体项目的直接效益与其“国民经济综合绩效”的考量。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紧跟着说，当下如果我们考虑更积极地做有效投资，政府主体应该发力参与或引导、鼓励的项目在哪里？很多人说已找不着，但我说俯拾皆是——这几年我一直在讲，最简单地说，中央反复强调的“新基建”，一定要搞，别无选择。数字经济平台公司必须完成整改，赶快让他们能够“另起一段”在创业创新之路上抖擞精神继续往前走；而新基建一定需配合着安排各种各样的老基建。中央关于新基建早有了一览表，七大重点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匹配的其他可以结合重点抓的项目。再比如说，凡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更不要说千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按照国际经验，一定要赶快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这个事情别无选择，发改委这一段儿还吹风严格控制这些地铁系统建设，这就有点儿倒行逆施了——看看北京的沉痛教训，地铁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现在后遗症非常严重，这么一个“首善之区”大都市，这方面有点儿现代化意味吗？老百姓买车摇号，要几千个之中取一个，这是国际笑话！我对比了纽约、东京、慕尼黑等等，说明为什么人家机动车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却完全不用像北京这样控制机动车的购买——基础设施支撑的有效供给，是最根本的“现代化”条件，一定要过这个关。

与这个轨道交通网相配的，一定是要有机动车的停车场停车位。北京市又是倒行逆施，本来就严重不足，还到处画“禁停”，连郊野公园旁边都画上了禁停，跟老百姓过不去，这是干什么呢？为增加罚款？有关部门有过估计，几年前就说全中国缺五千万个停车位，后来说不止五千万个——那么今后停车位还得配充电桩，还要搞立体停车场停车位，比如北京的平安大道两边只有立体化，没有别的出路了，就算一个停车位平均十万元投资，总体是多少投资？五万亿，与当年的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相比，现如今千头万绪里的这一件事，都要超出它的总规模，而它对于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和繁荣经济生活的影响，总体来说一定是正面的。当然建设起来，还得循序渐进，规划水平要高。

接着我再举几个例子，还有老百姓特别关心的老旧小区改造。这个事情八年十年做得完吗？这么多中国的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迫在眉睫要更积极地做。海绵城市建设，我们已面对非常明显的这方面的刺激因素，郑州说花了几百个亿，结果那场大雨水来了以后，出了全国震惊的不幸事件，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把这个 海绵城市建设建到位，哪能再出一次这样的事儿呢？这都是非常活生生、俯拾皆是的项目。地下综合管廊，我认为早就应该规定，所有的新区建设（现在还不断有新区），必须是标准图纸只能按照综合管廊设计建设，否则不许开工；老的城区没办法，慢慢地去改造升级。乡村振兴，是现在的国策，乡村振兴里的增长点，是不是要有不动产的形成、投资建设的项目？又是一个综合绩效考虑必须要做的重点。国土整治项目，是不是得做？（但有些又做反了。我这一段网上看到，有些地方以粮食安全为名把山上的林带毁了搞梯田种水稻，一场大雨下来，整个水土流失，干的什么糊涂事儿？这属于错误投资的折腾）。有效投资的有效性是关键。我们要做投资的生产要素，一样不缺：我们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基本技术力量，有基本管理力量，我们完全可以努力争取以一个好的国土开发规划罩着所有这些项目，八年、十年、二十年做下去，配合“新的两步走”。政府应牵头的，就是这种特别看重综合绩效、当然也要在每一个项目上尽力提高直接绩效、从而结合起来的通盘开发顶层规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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