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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1 10:48:54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让著名歌唱家郁钧剑有了更多宅在家的机会,也为热爱写作的他提供了许多思考和创作的时间。从2020年1月开始,郁钧剑耗时一年半,潜心完成了《郁钧剑·民族唱法问答131例》《郁钧剑声乐条记》(上下册)《花乡日记》《桂林拾遗》《置剑梅隅·郁钧剑格律诗词选》五本书(六册)共150万字的撰写,并在2021年年底全部出书。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郁钧剑表现,他将自己多年来对艺术的思考、对生活的体察以及诗词书画的才情都浓缩在了这几本书中。
民族唱法的底线是“味道”
“现在‘原汁原味’中国民歌的演唱者越来越少了。”谈起目前的中国民族声乐现状,郁钧剑难掩忧虑。2021年前后,郁钧剑曾在河北某职业艺术学校做过一次公益性歌唱讲座。当他问在场的孩子们“什么是‘原生态唱法’”的时候,竟然无一人知晓。他也曾就民歌方面的问题问过一些00后,多半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民歌和民族唱法,这让郁钧剑大为震惊。鉴于此,郁钧剑撰写了《郁钧剑·民族唱法问答131例》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民族唱法的起源、发展、现状和未来,尤其是对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做了区别探讨。
“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最大的区别实际上是语言的区别,但是我们恒久没有总结这方面的内容。”郁钧剑一语道出了民族声乐目前的核心问题。他从歌唱的专业角度进一步解释说,中国语言中有很多发音在国外的语言当中是没有的,好比一些西方语言中没有韵辙等语言状态的字,如“金色的北京”,“如果用美声唱法去唱这几个字,从声音的角度看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就丢掉了中国语言的韵味和感觉。我们把民族唱法的魂给抽掉了,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长此以往,我们的后代就不知道民族唱法是什么样了。”
郁钧剑认为,“民族唱法”的底线是唱“味道”,要讲究中国字特有的咬字与行腔。在中国民歌当中,任何字和词的色彩都是可以唱出来的,“‘花篮的花儿香’,这个‘香’,用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民族唱法唱出来,听众就能感觉到那种香味。同样,酸甜苦辣也都能唱出那种感同身受的味道。”
在郁钧剑看来,任何学派都要有两条底线,一条底线是训练体系,另一条底线是评判体系。“民族唱法的训练体系以前有,但后来被美声唱法颠覆掉了,评判体系就更没有了。所以必须要厘清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才气找到文化自信。”
民族唱法“西洋化”后果很严重
2016年退休后,郁钧剑很少登台,而是专注于教学工作。他担当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院长,还开设了“郁钧剑公益教室”、“郁钧剑民族声乐高级研修班”等,在各种场所讲课。短短五年间,培养出于海洋、张明旭等八位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民族唱法的金奖得主。
在他看来,歌唱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需要不停学习各种差别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也把这种理念融入到教学当中。在课堂上,郁钧剑经常对学生们讲,“歌唱的一半应该属于文学,一名歌唱家不能只想着声音那点事,而是要探究歌曲的配景,以及歌词、音乐背后转达的深层意境。”
郁钧剑认为,中国民歌中有太多瑰宝,那都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但现在唱的都少了。“《二月里来》是冼星海写的,冼星海是谁?《黄河大合唱》的作者;《花篮的花儿香》是马可写的,马可是写《白毛女》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吕其明写的,吕其明是写《红旗颂》的。他们都是大作曲家。上世纪70年代,吴雁泽先生还在舞台上唱《二月里来》,但现在要在舞台上唱这首歌,观众会笑‘怎么唱这么‘小’的歌?要唱气势磅礴的《再见吧,大别山》。而往往这类‘小歌’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方言的味道与地域风情,这也就是民族的韵味。民族唱法西洋化了,富有民族韵味的民歌没有人唱就没有人写。继续这样下去,民族唱法的消亡,我们这代人就能看见。”
“著作等身是我的追求”
此次一口气写下150万字,除了《郁钧剑声乐条记》是根据上课内容的速记整理之外,其他均是由郁钧剑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我不消电脑,都是手写。”在郁钧剑看来,手写的字是活的,是温暖、有感情的,而电脑打出来的字是冷冰冰的。“尤其是填古诗词,经常斟酌一个字的好坏。当我要改一个字的时候,在电脑上改了,就没有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手写的字改掉之后,还能找回来。”
郁钧剑从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多年来他笔耕不辍,至今出书了21本书,其中既有音乐专著,又有诗集、散文集,还有诗词书画作品集等。
如今,他仍保持着每天写作的习惯。疫情期间,没法线下上课,同学们组建了一个“歌友群”,各人每天在群里交流。郁钧剑每天早晨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写一篇短文,发到群里和各人交流,于是就有了厚重的《花乡日记》。此次几本书同步创作,郁钧剑更是将大部门时间都交给了写作,每天4点起床,坚持写作七八个小时。这几本书也并不是写完一本再写一本,而是几本同时进行,“我写作的时候,五本书的书稿都摆在桌子上,写到卡壳的地方,再换一本书写,相当于换脑子。”
谈到艺术家的修养,郁钧剑坦言自己受韩美林的启发很大,“有一次他讲到了艺术家的修养问题,就用到了‘著作等身’这个词,我也朝这个方向追求。”
文/本报记者 田婉婷
摄影/余世奇 统筹/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