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物化”自我

《生活十讲》作者：蒋勋

​​什么是物化

“物化”这个词，原本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指的是把人当成物。

我们知道，作为万物之灵，人和世界上其他事物是与众差别的。人类拥有许多特质，把自己和自然中的动物区别开来，我们有更丰富的情感、更智慧的头脑，对自我、对世界、对宇宙，都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尤其是在近代化以来，最近的几百年里，人类文明的样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工业的进步，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进入了现代生活的体系之中，我们需要通过工作来换取物质生活的条件，用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这样的大配景下，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就容易受到损害，成为物化现象的受害者。我们听到的一些社会流行词，好比以前流行一时的“房奴”“车奴”，最近开始流行的“996”“内卷”，其实都是“物化”的体现。

“房奴”和“车奴”这样的概念，是把我们身外之物的物质，加到个人的头上，让它们主导我们的生活。工作、赚钱，都是为了定时付贷款、包管这个物质不离我们而去。因此，即便工作不开心、压力大，也要忍住，继续坚持。

而“996”和“内卷”这样的词，反映出来的“物化”，更加直接。这些现象里的人，其实没有被当成是人来看待，而是更像一台机器，而且是“永动机”。就像一句老话里说的，“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们从这几个词出发，继续向前想一想。当我们习惯了“房奴”、“车奴”的身份，当我们习惯了“996”的生活，不停地让自己和别人竞争，忙于“内卷”，我们自己会酿成什么样的人呢？

不难想象的是，我们自己的习惯、价值观、生活方式，都会受到影响，更容易酿成物质繁荣的崇敬者和商品大潮的追随者，让自己迷失在复杂的社会之中。

哲人对物化的探讨

关于物化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的哲人都做过不少的探讨。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就有反对物化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里，人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尊重，未来的理想是创造一个人人充实展现和发挥自己价值的社会，这一点是和物化的现象完全相反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在同时代的十九世纪以及之后的二十世纪，还有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其中包罗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俄罗斯的克鲁鲍特金等等，这些哲学家的共同理念就是：人不可以物化。他们认为，物质简直需要发展，但是人还是要作为主人，不能酿成物质的奴隶。

无独有偶，在中国古代，也早就有了类似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各派的思想家都在讨论社会中人和物质的关系。这些讨论，都可以资助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中的物化现象。

好比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那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意思就是要各人不要过分地追求感官的刺激，而要关注内心、不迷失自己。

在其他学派的思想中也是如此，好比墨家的“兼爱”“非攻”，也是提倡各人思考社会中的价值，不能执着于物质和财产的追求。孔子对财产的态度，也影响了很多国人，好比《论语》中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让物质与人文实现平衡

那么，说了这么多物化的毛病，很明显，蒋勋老师在《生活十讲》书中，对物化的现象持有明确的反对态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反对物化，不是反对经济生活，而是要平衡过度的金钱崇敬。物质和人文的“平衡”，是其中的关键。

物质和人文，或者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简直有互相辩论的地方，二者是两个极端。物化，是物质这一头的极端化，太注重物质，就容易滑向物化；与此同时，如果只强调精神生活，完全抛弃物质生活的追求，也会让自己滑向另一端，同样不值得提倡。

最理想的状态，是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一个人，精神上的快乐和物质上的快乐，同样不可或缺。我们要认识到，没有绝对精神上的快乐，也没有绝对物质上的快乐。走向极端的任何一头，都会导致一种不健康的生活。

但是，平衡物质和精神是很难的。人文、物质两端的矛盾，会带来两难的局面，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因此，在古代社会，几乎历朝历代都选择了“抑商主义”的政策，在社会中抑制商业的发展，把创造物质财产的商人群体放到社会的边沿位置。在“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是最后的一个阶层。

不外，到了今天，时过境迁，对商人群体的抑制政策逐渐消失，整个社会的潮水转向另外一端。在一些人富起来之后，社会大众开始崇尚财产、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这是和传统文化的导向截然相反的，所以就容易失控，导致矫枉过正，出现问题。

所以，蒋勋老师以及更多的知识分子，才在社会中观察到了物化的现象，提出这个问题，让更多的人一起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有这样的思考，就是纠正偏离现象的第一步。

在未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会慢慢降温。现在我们看到的对“内卷”“996”的反思和反对，就是方向转变的萌芽。